双屿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王直今日六横国学论坛六横网

王直的《自明疏》是他的“自传”
一、前言
这个题目不是一开始就先定下来的，而是写到后来才领悟出来的。在《明史》〈日本传〉中，王直（汪直）是嘉靖年间的突出人物。《明史》是清朝张廷玉等撰编的官修史书，纂修过程断断续续，先后共费近百年时间，最后于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刊行。因此《明史》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官修的系统性史书。因其系统性强，引用方便，史学界基本上把《明史》准同史料看待。此问题应该慎重。〈日本传〉是叙述明代中日往来的关系史：本文总字数为8021字，其中洪武期有1383字，永乐721字，宣德73字、正统187字、景泰218字、天顺71字、成化239字、正德261字、嘉靖3639字，隆庆209字、万历833字、结语28字。〈日本传〉内容偏重于倭寇问题上，所以就等于是一部《明代倭寇史》。在〈日本传〉中仅嘉靖的记事就占45%（3639字）以上，而其中涉及王直关系的记事几达56%（2045字），提及“汪直”全名有4次，仅提“直”的次数有14次。官方正史费那么大劲记述一介海商平民的事迹，实在罕见。因为《明史》是一部官修史书，其中的〈日本传〉除了代表官方立场外，也反映了撰编者的史观，在关系到王直的许多史料中，重点采用了颂扬胡宗宪功绩的《筹海图编》〈大捷考〉中〈擒获王直〉的内容为主体以描述王直就擒的经纬。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古代史籍经常有抄袭雷同的问题。〈擒获王直〉内容与《汪直传》雷同，从内容上看，与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小说更为得体，因其戏剧性很高。
是否出于编幅限制关系，为节省编幅〈日本传〉把王直勾画成诸倭的“主谋”，对“壬子之变”以后的各个关键性寇犯问题，未能作具体的记述，仅以概括性的“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或者“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或者“汪直之踞海岛也，与其党王激、叶宗满、谢和、王清溪等，各挟倭寇为雄。”等等笼统方式描述，以至造成许多与史实相出入的各种问题。这是导致后世把王直误解成倭寇“总指挥”的关键所在。王直就这样被塑成为“倭寇王”的形像，二次战后日本史学界也是根据《明史》〈日本传〉的记述才得出“大倭寇王直”或“倭寇王王直”的结论。相对的，在反复阅读了王直的〈自明疏〉，并核实史料记述后，觉得〈自明疏〉的真实性要高过于〈日本传〉。〈自明疏〉是王直的实像，是王直的〈自传〉。
明代社会是个严格的管理社会。不合法的行为，都被称之为“寇”。对日“互市”〈走私贸易〉在严格的海禁政策下，都是违法的商业活动，因此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海商也都成为“倭寇”。东南沿海遍地都是“倭寇”。凡是海上发生的问题都是倭寇问题，所有的沿海海防官员都称为“备倭指挥”。这也是明代史书上的“倭寇”与“海寇”是同义词的原因。这是我研究《明史》〈日本传〉后总结出来的心得。
要了解海商王直的形像，就得跟踪王直所蹈经的人生历程，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全面而具体的概念。基于这观点，下面试从跟王直发迹登上“倭寇历史”舞台有密切关系的“双屿港”的兴衰过程加以探讨，然后再进一步分析他的〈自明疏〉。

二、嘉靖前三十年的对外政策变迁与双屿港
为要正确认识嘉靖大倭寇的概念，笔者根据1934年出版的〈燕京学报〉专刊六，陈懋恒著《明代倭寇考略》中“沿海各省之倭祸”的数据，按辽东、江南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沿海各省分别发生的次数，汇编出〈表一〉“明朝历代皇帝在位年数及倭寇动态鸟瞰表”，及〈表二〉“嘉靖大倭寇动态表”。表中有关各地倭患计数，是以同年度、同月份，只要不同地域所发生的倭患事件，均分别单独计算的方法统计。〈表一〉在于了解明代全期的倭患分布情况，是倭寇动态的宏观表；〈表二〉在于了解嘉靖大倭寇的详细分布状态，是倭寇历史核心的微观表。
从〈表一〉能算出明代的“倭患 ”，约有80%是集中发生在嘉靖年间。又从〈表二〉“嘉靖大倭寇动态表”，可看出嘉靖政权全期的倭患情况，以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为界线，前三十年倭患零星散布，几近于无风状态；然而，后十五年却像晴天霹雳，爆发了长达十五年的倭寇大动乱。寇患次数占总次数的97%，甚至可说嘉靖寇乱基本上都集中发生在后十五年里。这是为什么？！下面试用年表方式，从嘉靖政权成立后，按年次列出嘉靖政权前期的重要的对外政策，也就是海禁政策，以探索前期的政治社会变化，与后期倭寇大动乱的因果关系，同时也观察海商王直在这历史舞台上的角色。
由于嘉靖政权一成立，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葡萄牙，当时称之为“佛朗机”，海商集团求贡犯边的广东西草湾事件（嘉靖元年，1522年）〈注1〉，以及日本贡使宁波争贡的仇杀事件（嘉靖二年，1523年）后，嘉靖政权当局先后关闭了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市舶司，全面封锁了对外通商口岸，结果不但断绝了外国对中国的通商门户，同时也阻绝了本国海商对外互市的生机。因而导致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漳州一带的海商，勾引被广东当局驱赶出境的葡萄牙海商，到福建的漳州、月港以及浙江的双屿港、宁波一带海域进行走私贸易。这从当时十六世纪出版的葡萄牙海商使用的海图上，能找到：Chincheo（漳州的闽南音）、Lalo（料罗）、Syongican（双屿港）、Liampo（宁波）等等当时东南沿海一带走私通商口岸的地名得到证实。足见当时走私的猖獗，其中尤其是双屿港，更是引发后期大动乱的根源所在。在前期走私贸易酝酿过程中，问题没有表面化，显得平静；但到后期矛盾显化起来了，再加上当局的海禁政策缺乏正确的指导方针，禁弛摇摆不定，结果造成了那以后不可收拾的大动乱。
△ 嘉靖元年（1522年）
· 葡萄牙海商集团求贡犯边寇广东新会西草湾〈现香港机场的大屿山〉，被明军击败后，转移福建、浙江方面与闽浙海商进行走私贸易。广东当局关闭市舶司，也禁绝安南、暹罗等原有其他朝贡国的贡舶。
△ 嘉靖二年（1523年）
· 四月，宁波发生日本两派贡使争贡仇杀事件，兵部归咎“倭患起于市舶”，因而礼部请罢福建、浙江市舶司。嘉靖政府从此全面封锁对外通商门户。导致双屿港国际走私贸易的兴起。
· 宁波争贡事件种下了嘉靖后期大寇乱的远因。
△ 嘉靖三年（1524年）
· 四月，规定福建浜海居民“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见，而先迎贩私货者”、“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揽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 都要论罪。
△ 嘉靖四年（1525年）
· 兵部以“漳泉府黠滑军民，私造双桅大船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下令浙福巡按“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戎边；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诏可。
△ 嘉靖五年（1526年）
· 福建罪囚邓獠“越狱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同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贸易”。可见嘉靖五年以前，葡海商已到双屿港开始走私贸易。
△ 嘉靖八年（1529年）
· 十月，因广东关闭贡市后，葡海商转到闽浙一带私市，以致两广公私匮乏，两广提督林富上疏强调“广东设市舶司而漳州无之，是广东不当阻而阻，漳州当禁而不禁”，要求”广东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漳州则驱之，毋得停舶 ”。林富的上疏得到朝廷的批准，因此又回复到“不拘年份，至即抽货”的弛禁政策。但这弛禁政策行不到一年，又被王希文推翻。
· 十二月，令“禁沿海居民不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制大船，悉报官折毁，以杜后患”。
· 给事中王希文上疏强调许互市容易造成佛朗机冒进为患，强调严行祖训的勘合贸易规
定，只许贡舶贸易，不许私舶通市。朝廷照准推翻林富前议。
· 西草湾抗葡功臣都御史汪鋐覆奏赞同，主张应严禁佛朗机。
· 但结果佛朗机仍然“附诸番舶杂至交易”。无从禁绝。
· 由于漳州远离省城福州，遥制不便，巡视胡琏奏请在漳州置巡海副使，在月港置安边馆，加强海禁，但不久又撤。
· 福州发生逃狱事件：逃犯有闽人林碧川、李光头，歙人许栋，下海后勾引番倭，结巢于双屿。
· 源义晴（足利义晴）托琉球使臣蔡瀚代求嘉靖新勘合、金印、修贡如常。
△ 嘉靖十二年（1533年）
· 兵部以海禁政策“日久法弛”，重申禁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市贼，其邻居不举者连坐”。礼部要求遵前命。诏可。
△ 嘉靖十五年（1536年）
· 兵部上疏“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请下所司严行禁止”。诏可。
△ 嘉靖十七年（1538年）
· 福建海商金子老在双屿港当“番舶主”〈相当于现在的国际航运公司大老板〉经营通番走私贸易。
· “双屿之寇，金子老唱之，李光头以枭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迨子老去，光头独留，而许栋、王直相继而兴者也”。《筹海图编》
△ 嘉靖十八年（1539年）
· 金子老“勾引西番人于双屿交易”。
· 足利义晴入贡，时不通贡已十七年。
△ 嘉靖十九年（1540年）
· 许松、许楠、许栋、许梓等四兄弟潜行大宜、满刺加等国，勾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自兹东南衅门开矣。
· 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王）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赀，夷人大信服之，称为五峰船主。
· 足利义晴遣贡使硕鼎入贡，求赐嘉靖新勘合。
△ 嘉靖二十年（1541年，日·天文10年）
· 七月鞑靼俺答遣使求贡，不许。〈北方对外政策也开始硬化〉
· 日本平户文化财研究所出版的〈平户历史〉记载：明人王五峰此年抵平户。
△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年）
· 金子老归福建后，不复来。
· 闰五月，鞑靼俺答遣使石天爵叩大同塞求贡，巡抚龙大有反诱杀使臣献功。六月，俺答遣军大举进犯山西。〈北虏之患开始加激〉
· 严嵩入阁参与机务。
· 壬寅宫变。嘉靖帝移居西苑，不还大内，也不再上朝听政。
△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日·天文12年）
· 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寇盗亦发。南倭之患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 许栋与李光头合踪。
· 八月，明儒生五峰（王直）带葡海商“漂着”到日本种子岛，卖给领主时尧两挺“铁炮”（鸟铳）。开创日本铁炮武器时代新纪元。
△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 七月，日本复来贡，未及期，且无表文。部臣谓不当纳，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滨不去。〈日本传〉，从此日本方始加入浙海走私贸易。
· 巡抚御史高节请治沿海文武将吏罪，严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而内地诸奸利其交易，多为之囊橐（收容包庇），终不能尽绝。〈日本传〉
· 王直与许栋合踪，为司出纳。
· 浙直倡祸之始，王直之故主（许栋）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二十三年始通日本，而夷夏之衅门开矣。许栋灭，王直始盛。《筹海图编》
· 日本非入贡不来互市，私市自二十三年始。许栋时亦止载货往日本，未曾引其人来也。许栋败后（二十七年），（王）直始用倭人为羽翼（警卫）。破昌国（三十二年）而倭人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东南之乱，皆（王）直致之也。《筹海图编》
· 严嵩任内阁首辅。
· 十月鞑靼小王子掠蔚州，兵至完县，京师首次宣布戒严。〈北虏之患逐步升级〉
△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
· 王直为许栋领哨马船，随贡使（释寿光）至日本交易。
· 王直往市日本后，回程顺便诱引博多的倭商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
· 日本诸岛、佛朗机、彭享、暹罗诸夷，前来宁波双屿港内停泊。
△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 余姚贵家窝主谢氏抑值赖帐，许氏海商纠合党徒番客，夜袭谢宅，放火劫财，司官仓报“倭贼入寇”。
· 备倭军官白濬等出哨昌国海上，被许二等掳去。官方以重金赎回，于是得志，故每掳掠海隅富民以索重赎。这是商转寇的原因之一。
· 六月，浙江巡抚杨九泽上疏说：浙福沿海，海寇出没无常，两地官弁不能通摄，制御为难。建议特遣重臣尽统海滨诸郡,以便事权归一，威令易行。
· 七月，命朱纨任浙江巡抚，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朱纨提出“寸板不许入海”的海禁口号，厉行革渡船，严保甲的严格海禁政策。
· 日本贡使周良率舟四，人六百提前一年抵达宁波。被守臣阻止，周良以风浪为由，要求允许上岸。但朝廷仍以贡期、船数、人数为由不许。
△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
· 四月，朱纨督卢镗、柯乔领福清兵船进攻双屿港，大败贼众，获全胜。“贼巢自此荡平，
余党遁往福建之浯屿”。
· 朱纨平双屿港后，许栋去向不明，王直接领许栋余党转移阵地改驻沥港。
· 双屿港的走私渠道被摧毁后，海商丧失走私机会，酿成壬子上陆抢劫之近因。
· 王直、徐铨（惟学）诱倭往市马迹潭。
· 朱纨剿毁双屿港，侵害了闽系官家豪绅的既得权益，导致福建巡按周亮，上疏诋毁朱纨，请改巡抚为巡视，以杀其权。
· 六月，日本贡使周良复求贡。礼部许贡，但严限五十人上京。朱纨力争后许百人赴京。这是日本最后一次的遣明船。中日官方关系此后又告断绝了三百多年。
· 十月，首辅夏言遭严嵩陷害被杀。〈主禁派与主弛派的宫廷斗争加激〉。
△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
· 四月，从双屿港南逃的葡海商集团寇掠诏安（福建南部邻广东），朱纨督兵击之于走马溪，擒杀通番巨魁李光头等96 人。朱纨用“便宜”斩之。李光头与闽派官员关系密切。
· 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专擅刑戳，滥及无辜，请治其罪。
· 王直诱倭来市长途。
· 官方遣返朱纨招集的福清捕兵船时不支粮饷，致大半福清兵船逃奔王直挥下。壮大王直的海上势力。
△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
· 七月，兵部给事中杜汝桢在调查走马溪案件后，弹劾朱纨“既身负大罪，反腾疏告捷，而镗乔复相与
佐成之，法当首论其冒功坐视”。兵部遂诏逮朱纨至京审讯，镗乔系狱待决。朱纨含冤自杀。〈宫廷斗争告一段落，主禁派退潮。〉
· 朱纨死后，朝廷一反朱纨政策，“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 撤备驰禁，舶主豪右唾于四起。”导致舟山海域众盗群起。
· 自纨死，海禁复驰，佛朗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
· 八月，俺答大军入寇，攻克古北口，进围北京城，京师告警戒严。俺答大劫八天饱掠而去。束手无策的首辅严嵩无罪。兵部尚书丁汝，巡抚杨守谦被杀。
· 浙江海道使丁湛以“姑容私市”的条件，檄王直配合擒捕入寇钱塘一带的海寇卢七、沈九等。因此王直声势益形壮大。
△ 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年）
· 王直接受海道衙门之托，平定大海寇陈思盼，称雄海上。
△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
· 倭贼围攻舟山所，王直应海道总指挥张四维之檄追杀倭船二艘，为舟山所解围。后在定海，自称“净海王”。
· 五月福清贼首邓文俊、林碧川等率倭夷二千，直入黄岩县中焚毁县治，居七日而去是谓“壬子之变 ”。六月贼以破黄岩得利，复攻郭巨所城。

从上述年表可看出嘉靖政权前三十年的海禁政策演变，以及东南沿海走私贸易的滋长情况，同时也可看出时代人物海商王直的舞台角色。

〈注1〉西草湾的位置就在现在香港机场的大屿山西北岸。现地名也为茜草湾。当时奉命驻节南头〈现深圳〉的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鋐〈明徽州婺源人，弘治进士〉，曾留下《驻节南头喜乡耆吴湲郑志锐晝攻屯门夷之策赋之》一诗.诗文如下:
驻节南头喜乡耆吴湲郑志
锐晝攻屯门夷之策赋之

汪鋐

辚辚车马出城东揽辔欣逢二老同
万里奔驰筋力在一生精洁鬼神通
竈出拔卤当秋日渔艇牵蓬向晚风
回首长歌无尽兴天高海阔月明中

< ※此诗引自胡从经编篆《历史的跫音》朝花出版社香港1997年>

西草湾之役：
据戴裔煊《明史佛朗机传笺正》考证，西草湾之役发生于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海商期待着开拓与当时东方大帝国的明朝中国通商入贡，要求签订“和平条约”以期在中国的广东屯门（现属香港，靠近深圳）建筑一个堡垒。中国不受。葡兵船遂聚集于西草湾，准备进攻屯门。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驻节南头〈现深圳〉，临阵指挥。幸逢两乡亲出谋献策：用破旧鱼船屯积枯柴干草，灌以油脂，驶近葡兵船，因风纵火，以焚烧比中国双桅海船还大的葡萄牙黑番船；同时还选用善于潜水游泳的海民，潜入海中凿破敌方兵船，使它无法航行。在这次战役中生擒了葡将“别都卢”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缴获二艘兵船以及各种大小不同的佛朗机枪炮等等战利品。后来葡军又增援三艘兵船接战，焚毁被俘的兵船后，再仓皇逃走。
汪鋐缴获佛朗机的新式火炮后，呈献给朝廷，并建议仿制佛朗机火炮用于守边。《明史》〈佛朗机传〉写着“火炮之有佛朗机，自此始。然将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根据这记录火炮传入中国，要比传入日本早二十多年。但火炮在中国的普及应用就没有日本快！从这个问题看，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反应上，从来就比中国强，从来就是很灵敏。

三、十六世纪走私基地双屿港的兴衰与海商王直的起伏
1、双屿港的地理形势
双屿港是在浙江象山港外的六横岛西北侧。六横岛是杭州湾口舟山群岛的第三大岛，位于舟山本岛南方洋面。双屿港是指六横岛西北侧与佛渡岛间的整个港域，因港内有上双峙和下双峙两岛而得名。港区呈南北向，南北长约7.6公里，东西平均宽约1.7公里，南北各有出海口，是天然深水海港。当地政府根据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疏》中记述的双屿港形势，有“东西两山对峙，南北具有水口相通”，及“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宽约二十余里，藏风聚气，巢穴颇宽”的记载，考证结果，认为明代的双屿港址，是在今六横岛与佛渡岛间的港域，及六横岛西北部龙山一带港湾河浦区〈注1〉。港湾河浦区内三面环山，平地宽阔，有两条水面宽阔的大浦从山麓直通大海，可停泊二三千艘大小帆船，避风性能良好。双屿港仅隔宽7.5公里（约4海里）的佛渡水道与宁波的郭巨相望，现有轮渡相通。佛渡水道是我国南北沿海航运必经的重要航道<注2>。嘉靖政权成立后海禁森严，官方对外贸易中断，中外走私海商为逃避官府衙门的稽查，就将走私基地选在这个距宁波不远也不近的，航运便利的双屿港。这就是十六世纪中叶著名的国际自由贸易港“Syongican,双屿港”诞生的环境与历史背景。
2、双屿港的兴衰
根据前述嘉靖前三十年的年表，“双屿港”是在嘉靖五年（1526年）始见于史册，意味着当时葡萄牙海商在那之前已到双屿港从事走私贸易，这段时间与匍海商于嘉靖元年被广东官兵驱逐出境后，北上漳州、月港，与宁波、双屿港一带走私贸易的时期相吻合。因此，双屿港的兴衰期间，基本上也就约从嘉靖二三年到二十七年被朱纨剿毁为止的二十三四年左右期间。葡海商到双屿港初期是流动性的“每岁夏季而来，冬而去”。因跟葡海商互市，利润高、效益好，除海商外，浙闽内地的“贩夫走卒”也纷纷前往双屿港贩货谋生。嘉靖五年逃狱犯邓獠，嘉靖九年福州狱变逃犯林碧川、李光头、许栋等也都先后投入双屿港的走私贸易行列，为双屿港造势，成为后期双屿港上的海商大头目。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前后，闽人金子老已壮大成双屿港上的“番舶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国际航运公司的大老板。嘉靖十九年
（1540年）以后，双屿港蔚然成为当时繁荣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中心。史籍上记载着当时佛朗机（匍海商）、日本诸岛、彭享、暹罗等等原来明朝的朝贡国家的大批商人也都云集双屿港私市。高峰期“菌集万人”，“舟舶塞港”。当时民间的私市贸易完全取代了官方的朝贡贸易。
随着双屿港私市的发展，也就自然地形成了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共存的生活社区。葡萄牙人仿照他们在印度果阿港的殖民方式，在他们的社区内建造官舍、居家、教堂、医院与贫民救济院等等建筑物,并设置议会、裁判官、市政书记、警察官、度量衡检查官、公证所、救济院等等政府管理机构，俨然形同外国人自治区。中国社区也铺道路、筑码头並建有许多天妃宫以及商店、仓库、房舍等“寮屋”,另外还有一所能同时建造两艘长达十丈〈约30多米〉的大船坞。在中国社区内也设有“大縂”、“千户”、“直库”等维护治安的行政单位。据记载当时居民约有三千多人，其中葡人约有一千二百人。逢年过节或有重要人物到来时也都聘请内地戏班上演助兴，大摆宴席热闹一场。这是比香港早三百多年的东方最早的东西文化共存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双屿港的情景。
随着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官方取缔政策的抓紧，走私社会也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进而使走私贸易的矛盾趋于表面化、尖锐化。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光头与金子老合踪，二十二年许栋与李光头合踪，二十三年王直与许栋合踪。这样一方面使海商松散形的组织扩大成集团性大组织；另一方面海商集团与地方豪绅官家的勾结关系也加深一层。结果由于矛盾的加激与利害冲突的表面化，终于演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夜袭余姚谢宅的凶杀案件，震撼朝廷。之后才有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调集闽浙两省水师围剿双屿港的军事行动。最终双屿港被朱纨剿毁后，“贼巢自此荡平，余贼遁往福建之浯屿”。名昭一时的东方最早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双屿港，就此从史册上消失了。

〈注1〉蒋文波主编〈六横志〉P. 72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7月
〈注2〉舟山群岛位居中国南北海岸线中段的枢纽要衝地位。自古以来都是海寇动乱的根据地。1840年后舟山群岛又成为英国海军〈外国海盗〉侵略中国的海军基地。

3、海商王直的起伏
采九德在《倭变事略》中对王直的称呼是“海商徽人王直”。关于海商王直生平事迹的主要文献有：《浙江通志》的〈王直传略〉，《筹海图编》的〈擒获王直〉，佚名的〈汪直传〉，以及当时海防官员的奏章和战记等等相当多。但因这些史籍基本上都出于官方编纂，因此偏于站在官方立场论述之嫌外，同时也犯有许多雷同抄袭之弊。现仅根据上述年表顺序所记载的重要事件，再参考一些文献史料加以论述。
海商王直是徽州歙县人，生年不详。少年时候家境由盛转衰，但也是知识分子，素有沈机勇略，又善施与交际，人多信服。同乡的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都乐意跟他交往,后来都成为他的亲信干部。由于当时明朝政府对国内各行业管理森严，动不动就犯法，因此他劝导叶宗满等说：我们不如到海外去或者会好一点。嘉靖十九年（1540年）前后，在官方衙门对走私贸易抓得还不太紧的情况下，王直带领他的伙伴叶宗满等到广东造大船，往返于日本、暹罗、西洋各国间，从事中国当局禁止出口的硝黄、丝绵等违禁品的国际贸易。当时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后期，新式武器“铁炮”上阵，因日本国内缺乏火药原料“硝黄”，以及服饰原料“丝绵”等等物资原料，因而需要从当时海上贸易大国的中国大量进口硝黄与丝绵等各种商品。正好日本当时也开始能生产大量白银可用来换购中国的商品。王直等生逢时机，经营了五六年对日贸易后，致富成名。这是王直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可能因王直主要以五岛列岛为对日贸易基地而自称雅号为“五峰”，因此日本客商也跟着称他为“五峰船主”。王直到五岛后，深得领主松浦隆信的欢迎与宽待，奠定了他对日贸易的基础。有关嘉靖倭患的史籍指责“通倭”问题很严重，但在日本史册留下真名实姓的人物也只有王直。现在日本五岛的福江一带还保留着“明人堂”和中国式“六角古井”等历史遗迹。在平户也有“五峰王直居宅迹”〈印山寺迹〉与“六角古井”等遗迹。可见当时有很多中国人长期居住在那里。他们的后裔后来都归化为日本人了。
日本古籍文献〈铁炮记〉记载了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大明儒生五峰与西南蛮种贾胡（葡萄牙商人）乘坐的大海船“漂着”到种子岛。卖给领主时尧两梃“铁炮”〈鸟铳〉。日本史学界很重视这个“铁炮传入”的历史事件。由于铁炮的传入，开创了日本铁炮武器时代的新纪元，使得百年战乱的战国时代得以提前结束。历史意义重大。
嘉靖十九年以后，双屿港的走私海商也进行了集团化的合踪整合。王直也就成为继承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等主流势力集团的接班人。根据《筹海图编》记载：原来日本商人基本上是遵照勘合贸易的规定，不到入贡时期也不来互市。双屿港的对日私市〈走私贸易〉始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开始时是许栋主持对日贸易，他只“载货往日本，未曾引其人来”。王直当上主管后，才把日本商人直接带到双屿港来互市，朱纨平双屿港以后王直才开始雇佣“倭人为羽翼”，也就是雇佣日本人当警卫、当“佣兵”。
在朱纨剿毁双屿港之前，海商合踪集团化后，海商集团与余姚一带的豪绅官家间，建立有“质契关系”的中介代理的贸易渠道，维系着双屿港走私贸易的秩序。但后来由于类似余姚谢氏官家，利用走私社会矛盾，不但赖债，而且危言恐吓，结果发展成震动朝廷的凶杀案件，致使朝廷派遣朱纨出任浙江巡抚镇剿双屿港。如果嘉靖政权能彻底贯彻朱纨的海禁政策，可能那以后的“倭寇历史”就不会这样复杂了！话再说回来，朱纨剿平双屿港后，他本人也含冤自尽。之后四年，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撤备弛禁，造成舟山群岛一带“舶主豪右，垂手四起”的众盗群起的混乱状况。原来在双屿港上树起的豪绅官家代理的“质契关系”也被瓦解不存，失去海上走私渠道的海商遂渐变成上陆劫掠的流寇。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双屿港之役，许栋为朱纨所灭，王直“乃领其余党改住沥港”。因为他素有沈机勇略、人多信服而成为集团的新总裁。嘉靖二十八年，又因官方遣散朱纨攻双屿港时所招募的福清兵船时不支粮饷，导致大半兵船投奔王直挥下，壮大了王直势力，使他成为浙海上独一无二的大集团。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王直接受浙江海道副使丁湛“姑容私市”的条件，配合官方擒捕正在寇犯钱塘一带的海盗卢七和沈九等“倭寇”。这是王直立功求市的行动表现，同时也更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嘉靖三十年（辛亥），又应海道衙门之托平定了大海寇陈思盼。这不但立了新功，同时也消除了这个素为心患的宿敌，更兼并了陈思盼的财物及余党。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有倭贼围攻舟山所，王直受海道总指挥张四维命，追杀倭船两艘，为舟山所解围。上述屡屡战功，使得王直在海上的声势不可一世。所以《筹海图编》上说：“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震聋海舶矣”。又《日本一鑑》上也说：“（直）盖因庚戌、辛亥、壬子岁，奉檄拿贼，是故负名”。又《海寇议》上不但说：“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甚至“边卫之官，有献红袍玉带者。如把总张四维、因与柴美德交厚，而往来五峰素熟。近则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又）……今虽乎惜本分者，亦往通之”。可能因周围的种种气氛也酿成王直狂妄自大的心理和冒生充当王公贵族的王公梦。就在那时期，他在定海的操江亭自演了几天袭王者衣冠，自称“净海王”的王公戏。这段时光可能是王直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王直的王公梦并没有因日后败退日本而消失，退居日本平户后，也构建中国宫廷式屋宇，自称“徽王”的自我陶醉的行动。这也埋下了后日朝廷对他存有：“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夷酋然”的大逆不道看法。从这问题看，王直还未能摆脱传统封建社会的“官本位” 价值观，而成为真正重商主义的大商人，这也是他后来遭杀身之祸的原因之一。
根据《筹海图编》，“壬子之变”应为闽人邓文俊、林碧川等一派海寇的祸行。这是嘉靖大倭寇的序幕。但可能是因王直当时的名声过高，才招致后来许多史籍文献误把“壬子之变”也都说成是王直的行径。这个误解有待学者们用实证观点重新回顾一下壬子之变的经纬。嘉靖三十二年的癸丑之寇是嘉靖大寇乱的第一幕。但史籍对该寇乱情况的记载且呈现出许多矛盾地方。首先《日本一鑑》“海市”中写到：“贼首王十六、沈门、谢獠、曾坚等，诱倭焚劫黄岩县。参将俞大犹、汤克宽欲令王直拿贼授献，而贼已去。乃议王直以为（东南祸本），统兵击之于列港”。壬子之变是王直命运的转折点。那之前海道官方把他当作友军，那之后把他视成“东南祸本”。可能是新官王忬上任浙江巡抚，海禁政策加厉，王直首当其冲，被指为“东南祸本”，而被围剿于列港。
其次《明史》〈日本传》且载有：“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敞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这段记述是后人研究倭寇历史经常会引用的“史据”，是造成嘉靖倭患都是“王直主谋”的误解原因所在。《筹海图编》上也说：“破昌国卫而倭人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东南之乱，皆直致之也”。其实这一年是王直最落魄的一年。壬子之变后，因朝廷又复设浙江巡抚一职，王忬新官上任后，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令参将俞大犹、汤克宽统兵进攻王直的据点——列港（沥港）、长途、马迹潭。王直六月败后退居日本松浦平户。王直退居平户后，一
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接受同乡的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劝诱而回宁波之前，有四年的岁月都不抛头露面。但为什么〈日本传〉且指称：“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据郑樑生在《明史日本传正补》上的考证：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之寇”的祸行应为萧显集团所为，而不是王直的行径。是否因为〈日本传〉的编幅限制，不宜一一列举诸寇名称，而统以王直名为“诸倭”的总代表？另外《筹海图编》又指责王直是在日本“坐遣徒党入寇而不自来”地遥控着那以后的甲寅、乙卯、丙辰以至于丁己等各年寇患。海寇不但不相统属，有时甚至“强弱相凌，自相劫夺”，所以《筹海图编》的说法应予存疑。
王直到日本后的情况，日本的史籍《大曲记》有下述的记载：“松浦隆信厚待外商，故有名五峰者，由中国至平户津，在印山故址，营造唐式之屋居之。自是中国商船往来不绝。且有南蛮黑船，亦来平户津。故唐与南蛮之珍物，年年输入不少”。另外，《朝鲜李朝实录》明宗十一年（嘉靖三十五年）条，则记载了礼曹启听取对马使臣倭人调久汇报贼变情况时，调久说他在平户看到过王直率领三百多人，乘坐一条大船，身穿缎衣。王直一伙总共人数大约有二千多人。又说：听说他们一开始是到日本经商做生意，后来则聚结贼倭来往作贼。上述《大曲记》是以民间的观点描述了王直到平户贸易的情况，及深得领主松浦隆信的厚待。中国商船来了，后来葡萄牙商船也来了。使得平户成为十六世纪中叶的日本国际贸易港。而《朝鲜李朝实录》则从官方的角度记载嘉靖三十五年时，倭患紧张的国际气氛。
最后，王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接受了同乡出身的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劝诱，回到宁波后被捕下狱时，王直还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还理直气壮地质问孟按察使说：“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由于朝廷里对王直的剿抚意见相持不一，结果拖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在杭州正法。这是四百五十年前，十六世纪中叶，围绕着双屿港国际走私贸易的一代海上枭雄海商王直的悲剧性结局。据《倭变事略》描述，王直临刑时不胜怨恨而感概地说：没想到会在这块土地上受到典刑！！然后伸颈受刃，至死不挠！

四、海商王直的〈自明疏〉与日本的南蛮贸易
采九德撰的《倭变事略》中收集了一篇“海商徽人王直”在嘉靖三十六年接受浙江总督胡宗宪招抚后，从日本平户返回到定海时，向军门提呈的一份〈自明疏〉，因王直一直都以为自己曾协同官兵擒贼有功，根本没有任何罪犯过错，因此要求军门代为疏请通商。该疏虽出于王直自己的供白，但参证其他一些史籍，疏中所言并无虚张夸大，相应信实可靠。招抚王直归顺工作，只有赵文华、胡宗宪等一小部分官员参与，当时浙江一带乃正处于寇患混乱的高潮状态，因此一听说王直又亲率大踪倭船抵达岑港，一时又造成浙江地方紧张气氛。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上疏弹劾王直等“意未可测，纳之恐招侮”。于是朝议哄然大乱，说胡宗宪将酿东南大祸。另一方面，浙江地方的文武将吏也阴持两可。朝廷地方，异论汹汹。当时俞大犹总兵官主剿，而总督胡宗宪主抚。胡宗宪接到王直〈自明疏〉后，慎重其事，请教于当时边境问题专家唐枢。唐枢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书中给予积极的评价，并从过去、当前及未来等各不同角度分析嘉靖政权成立以来，严厉海禁政策后，海寇问题逐年升级的状况，指出海寇问题有能禁而不能绝的难处。因此认为应该采取招抚的方案。另外，王直在他的〈自明疏〉中恳求朝廷能给与通贡互市的机会，这样他就能配合宣谕诸岛，要求日本岛主各自禁制，防止倭患再度发生。王直凭他长期对日贸易经验，深悉对日贸易既是中国的国益所在，又是日本社会的需要，因此一贯要求对日通贡互市的合法主张。但却始终无法消除嘉靖政权内部的恐倭心理，以及赢取对他的信任。就在王直被捕下狱的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海商集团乘嘉靖政权正忙于剿倭之际，强行租借了澳门作为对日中转贸易的基地，展开了将近九十年的“南蛮贸易”。日本史学家所说的日葡“南蛮贸易”实质上就是王直所倡议的对日互市。可惜王直被杀而葡萄牙海商集团渔翁得利。
下面就王直的〈自明疏〉与日本的南蛮贸易略作分析介绍。
1、王直的〈自明疏〉
王直的〈自明疏〉大体上分成三部分：首先是呈疏者身份，接着是疏的宗旨，然后是疏的正文。现扼要地整理如下：

呈疏者：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
宗旨：奏为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事。
正文：正文主要分成下述几个重点：
其一、叙述退居日本以前在双屿港与舟山群岛一带活动的情况：
“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
其二、回顾从二十九到三十一年的三年间，相继配合海道官方平定卢七、陈思盼等海盗集团，以及为舟山所解围等屡立战功为国捍边的事迹。但那以后为何反被官方诬为“东南祸本 ”，而牵连一家坐罪？！官方的骤变使王直感到费解！。
其三、叙述他避居平户后，所了解到的浙直倭患情况：三十二年以后，“连年倭贼犯边，为浙直等处患，皆贼众所掳奸民反为响导，劫掠满载，致使来贼闻风仿效沓来，遂成中国大患”。
其四、叙述嘉靖三十五年在松浦接待了赵文华与胡宗宪派遣的特使蒋洲与陈可原后：
· 决意接受朝廷天恩，愿归国效劳。
· 介绍日本当时尚处于“战国”动乱状况，君弱臣强，互争雄长，晓谕各岛需要时日。
· 先派养子毛海锋护送副使陈可愿先回，汇报最新夷船动静，自己与正使蒋洲继续抚谕各国后再回。
其五、自抒抱负，愿亲自宣谕各岛，岛夷“必不敢仍前故犯，万一不从，即当征兵剿灭，以夷攻夷，此臣之素志，事犹反掌也”。
其六、最后王直坦率恳愿“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宣谕诸岛，其主各为禁制，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敢不捐躯报效，赎万死之罪”。
这份〈自明疏〉其实应该说是王直的“自传”。首先他坦述了嘉靖三十年以前在双屿港、舟山群岛一带私市的海商活动情况，他自认为自己的商业活动是造福两浙一带的老百姓，跟其他专事侵扰寇掠的海寇不一样。从嘉靖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的三年间是王直人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当时他配合了海道官方扫荡平定了海上群盗，起了维持浙海秩序的海上警察作用，这可能成为王直后来自认为“为国捍边”的贡献，所以一时也妄自尊大地自我标榜为“净海王”。三十二年新官王忬上任浙江巡抚后，一反以往官方对他的友善态度后，反过来指控他为“东南祸本”，被围剿追击而致流亡到日本平户四年。在那四年里，他不再回中国抛头露面，只是静观着国内的寇乱变化。三十五年赵文华、胡宗宪的特使蒋洲、陈可愿到日本劝诱他后，王直才又重新燃起归国通商的热诚，接受回国受抚，以期施展他多年盼望的“通贡互市”的夙愿，以及制抑各岛的岛夷不让他们再到中国兴乱的抱负。
这份“自传”参证当时其他的史料记载，基本上相吻合，看不出王直有《明史》〈日本传〉上所说的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的征象。〈日本传〉中的王直是“虚像”；〈自明疏〉中的王直才是实像。虚像是“倭寇王”，实像是有抱负的厚道的“海商”。

2、唐枢对王直〈自明疏〉的评价
唐枢（1497~1574）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进士，授刑部主事。关心经世方略，亲历九边、越、蜀等边境考察，是位有抱负有远见的边防问题专家。嘉靖五年因上疏明证李福达之罪，触怒了嘉靖皇帝，被斥为民。
胡宗宪收到王直的〈自明疏〉时，因朝廷内部对王直的观点剿抚之议相持不一，胡宗宪慎重其事请教于边防问题专家唐枢。唐枢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书中，根据嘉靖三十六年当时的社会状况，指出顺其请有五利五虑，却其请有四利四虑。他在文中使用正反辩证法，列举过去具体的事例，分析当前寇乱的因果关系，以及今后如何正确处理的方案。是篇反映壬子之变以后东南沿海社会形态的重要史料。唐枢在“顺其请”上强调“利”，在“却其请”上强调“虑”，唐枢点明了沿海的海寇问题是历史性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能禁而难于绝，关键在怎样执行一个合理的开市管理政策，开市问题已不是为王直一个人的事，而是国家已到了非开不可的关键阶段。
现根据《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书，整理出下述几点唐枢的原则性观点：
其一、在顺其请有五利的首利中指出“方今海寇炽虐，残害地方，财费靡极，公私俱困。久经四五年来，算无全策，贼未尽灭。王直自愿招谕岛倭，以夷攻夷，立功报效，坐令地方安堵，东南税赋之场，复旧生理，似亦便宜良计，实为利之大者”。这是基本大原则，指出了嘉靖三十六年当前的所有社会问题症像，点明了王直受抚正是解决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的“便宜良计”。
其二、顺其请的二利指出“切念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这是唐枢现实主义而又有崇高理念的社会哲学。他指出嘉靖六七年以后，严格海禁导致海商失去互市的生机，被逼变成不合法的走私行为，而陷为海寇。那以后海禁越严，寇患也随之逐步升级：“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这里点明了寇患的升级与海禁政策的因果关系。
其三、顺其请的三利指出“开市必有常税，向来海上市货暗通，而利归私室。若立收料，倍于广福多
甚”开市通商，不但能增加税收，又能杜绝寇乱，有一举两得之效。国家与地方的财源税收不但有所保证，地方的社会秩序也能有所保障。
其四、唐枢指出沿海一带的寇患问题是历史性长期存在的由于政治不安定而引起的社会动荡的老问题，当前的寇患问题，既不是明代突发性的新问题，也不是什么外夷入侵的问题，而是历史性海寇动乱的社会问题。他指出说：“海溟浩荡，自古不能常靖”。并列举东晋末年的孙恩〈注1〉，唐代的裘甫
〈注2〉、辅公祐〈注3〉、袁晁〈注4〉，宋代的邵清〈注5〉，元代的杨震龙〈注6〉、方国珍〈注7〉等等历代沿海的海寇动乱也都闹得很凶，但大多数都是盘踞在舟山群岛一带的内地人的祸行。
其五、唐枢还指出“天顺（1456-1464）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晏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今之议者，若谓王直不当宥则可。若以市法永不当开，则恐非细思而详考也”，他把开市的道理说到底了。开市问题已不是针对王直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已到了非开放不可的关头了。遗憾的是开市之事还得再等上十年，等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得以实现。因此，倭寇动乱也就继续延长了十年才得以平息。
其六、唐枢最后还指出王直的归国受抚是督察赵文华、总督胡宗宪的特使蒋洲、陈可愿到日本招谕回来的，事情涉及国际信用的国体问题。因此“却之是弃二人而罔小丑，非所示信矣”。
唐枢的论断与胡宗宪的指导思想基本上相一致。因此胡宗宪就将王直回国乞降状况飞报朝廷，鉴于朱纨、张经、李天宠等被冤杀之鉴，胡宗宪在奏疏中提出两种处理方案：一是将王直诛斩，以正国法；一是免其死罪，罚充沿海戌卒，“用系番夷之心，卑经营自赎”。但后来马上觉察到“曲贷王直之死”的方案遭到周围主剿派的激烈反对。胡宗宪怕遭弹劾，派人火速追至中途，将奏章截回，“尽易其词”。修改后的奏章写道：“王直等实海氛祸首，罪在不赦。今幸自来送死，实籍玄庇，臣等当督率兵将殄灭余党，直等惟庙堂处分之”。这件事也成为后人批评胡宗宪为人奸诈的话柄。
王直的剿抚问题是东南沿海寇乱的关键转折点。但以嘉靖皇帝为首的统治阶层，未能像唐枢那样能客观地掌握国家的宏观形势，合理调整对外政策，以致祸患向南蔓延十年。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1594-1657〉在《国榷》上也批评了嘉靖当局的错误决策指出：“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异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谈迁的这段史评提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嘉靖当局当时能接受王直的归顺受抚，妥善处理好开市通商问题时，就能避免那以后再蔓延十年的历史悲剧。明代时人都能如此冷静地评价王直，而我们后世的人反而喧嚷王直是“倭寇王”，未免有失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

〈注1〉孙恩（？- 402 ）东晋琅邪（今山东临沂）人。一族世奉五斗米道。公元398年其叔孙泰以五斗米道聚结徒众，密谋起事被杀。孙恩率众下海盘踞舟山群岛一带。时会稽王苛暴，百姓怨愤。孙恩率众从海上攻会稽（今绍兴），浙东一带民众纷起呼应，一时拥众达数十
万，后自称征东将军。作乱范围遍及浙东、浙西、以及长江口南北沿海一带。402年进攻临海失利败亡。孙恩死后，余众推其妹夫卢循为主，继续兴寇，并向南扩展势力到番禺（今广州）。后于411年为东晋政府镇压平定。孙恩、卢循之乱前后历时十三年, 寇患地域遍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等东南沿海各省。道光《廉州府志》卷二十一〈纪事〉称孙恩为“中原海寇之始者”，因此，孙恩在中国后世的历史上就成为“海寇”的祖师。孙恩、卢循的动乱后来导致了东晋政权的衰亡与南朝刘宋王朝的建立。孙恩、卢循的寇乱根据地、寇乱地域范围以及寇乱期间，几乎与嘉靖倭乱相雷同。
〈注2〉裘甫（？- 860），也叫仇甫。唐代后期浙江台州地区农民起义首领。拥众三万余人，席卷唐兴、上虞、余姚、慈溪、奉化、海宁等浙东各地，声震中原。 860年为唐兵所败，后被俘杀。裘甫之乱后来引发成为唐末黄巢起义的导火线。
〈注3〉辅公祐（？- 624 ）隋末唐初齐郡临济（今山东）人。613年从杜伏威率众起义。初据长白山，后转战淮南，破高邮，占历阳。619年从杜伏威降唐，受封舒国公。623年辅又兴兵反唐，于丹阳（今南京）称帝。翌年为唐将所败，被俘诛杀。
〈注4〉袁晁（？- 764 ）唐台州人。出身小吏。762年唐廷追征租调，激起当地农民反抗，袁晁于翁山（今舟山东）率众起义，攻下台、信、温、明等州，众至二十万，建元宝胜，唐廷被迫减免浙东诸州租调。次年为唐将击败，被俘遇害。
〈注5〉邵清（？- 1140 ）也称邵青，宋济南人。原为五丈河船工，后为寇。靖康之变后，率众聚舟于楚、泗间。1129年受杜安招安，为沿江措置司水军统制，曾夺金人船，与金人战于建康江中。1131年又叛，攻太平州，滥杀无辜。其后仍旧叛复无常。1140年金兵陷濠州，战死。
〈注6〉杨震龙（？- 1289）也称杨镇龙，元台州宁海人。1289年2 月，起兵反元，据玉山县（今江西）二十五郡，称大兴国皇帝，拥兵十二万，攻东阳、义乌等地，后被元兵俘杀。
〈注7〉方国珍（1319 - 1374）元黄岩（今台州）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1348年率众数千人入海，夺取官府漕粮、船只，攻打浙东沿海。后降元。但屡降屡叛，以求高官。据有温、台、庆元三路六州十一县，达十一年。多次为元运送漕粮。1367年降朱元璋。授广西行中书省左承衔。但余部仍据海岛兴寇。这是明初“倭寇”的根源之一。

3、日本的“南蛮贸易”实质就是王直的互市倡议
日本史学界所说的“南蛮贸易”是指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大约一百年前后，日本对当时进军亚洲，以印度果亚、麻刺加、以及中国澳门为贸易中转基地的葡萄牙为主的国际贸易。最大宗的进出口商品是日本的“白银”与中国的“白丝”。所以南蛮贸易也被说成是以“白银”换“白丝”的贸易。“南蛮”是指南方的外国人，有蔑视的意味。因葡萄牙海商从日本的南方来，当时日本官方仿效古代中国自称中华，对四邻国家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自大称法，称日葡贸易为“南蛮贸易”。
双屿港走私贸易树立了王直与葡萄牙海商的贸易伙伴关系。日本〈铁炮记〉记载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王直带领葡海商到日本种子岛，做了两把“铁炮”〈鸟铳〉出口的武器贸易。这是葡萄牙首次对日贸易的记录。另根据〈平户历史〉记载：王直首次赴平户是在1541年（嘉靖二十年，天文十年）。嘉靖二十七年双屿港被捣毁后，王直转移阵地到沥港。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六月，王直引导葡萄牙海商的船队，首次抵达平户，开始日葡正式贸易。那以后除嘉靖三十年（1551年）与三十一年中断两年外，几乎每年都有葡萄牙海船到平户通商。因此葡日贸易的开始，跟王直的存在有不可分的关系。
双屿港事件后，葡海商又返回广东沿海，台山县外海的上川岛，及珠江口外的浪白澳一带，从事季节性贸易活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当浙直一带癸丑寇乱之际，葡海商籍口避风，开始上陆移居澳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王直被捕那年，强行租借澳门，并以澳门为中心，作为联接麻刺加、果亚与日本的中转贸易基地，开始经营定期性欧亚航运贸易。当时嘉靖政权正忙于集中全力对付“倭寇”，致使葡萄牙海商集团能乘虚而入。这一来，原由王直等中国海商树立起来的以舟山群岛一带为基地的直接对日“私市”贸易，就被葡萄牙海商集团，以澳门为中转基地的间接对日贸易所顶替。在嘉靖政府森严的海禁政策下，只能允许间接对日贸易，而不能允许直接对日贸易。万历六年（1578年）葡萄牙海商在广东进一步取得了合法的交易权后，南蛮贸易更为发展，为葡萄牙创造了巨额的国家财富。
当时澳门对外的航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澳门与日本间直航的亚洲航线；另一条是果亚——麻刺加——澳门——日本的欧亚航线；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合拼后又增辟了澳门——菲律宾——墨西哥航线。由于在帆船航海时代，主要动力是靠季风，因此基本上在夏季六、七月乘西南季风到日本；而于重阳或翌年清明前后再乘东北季风从日本返航。当时日本对外贸易港口基本上都在西南九州的鹿儿岛、山川、坊津、府内、平户等地。每年只有一次航海贸易。每次航海贸易的船数也不过两三艘。
导致以澳门为中转基地的葡萄牙海商对日贸易兴盛的原因有二：一为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大量生产白银；一为嘉靖政权严行对日海禁政策。这两个原因正好也是促成双屿港走私贸易兴起与那以后“倭寇”动乱蔓延的主要原因。
首先，日本于1526年（嘉靖五年）发现石见大银矿，于1533年（嘉靖十二年）开始大量生产，使白银成为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而中国江南一带，由于纺织业与陶瓷业等手工业经济的蓬勃发达，使得白银逐步成为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导致社会需要大量的白银。中国本身银产量不大，非靠国外进口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正好当时日本社会正处于战争景气状况，需要大量的服饰原料“白丝”、武器原料“硝黄”以及其他各种中国商品，构成了两国间经济上互补的客观贸易条件。日本需要中国的商品，中国需要日本的白银。对日的互市意味着白银的流入。这就是中国海商热衷于对日走私贸易的原动力。用现代话说，就是：中国是大工场，日本是大市场。但反过来说，如果当时日本不大量产银的话，中国海商也不会有那股死劲到日本去互市。其次、关于对日海禁政策：因为明代是一个严格的“管理社会”的国家，不合法的行为就是“寇”，所以对日走私贸易的海商都成为“倭寇”。东南沿海遍地都是“倭寇”。所以嘉靖政权禁不胜禁剿不胜剿要花费十五年的岁月，才好不容易地平定了东南沿海的“中国倭寇”〈注1〉。因此，嘉靖倭寇实质上是历史性海寇问题的延伸，基本上是中国社会问题。
葡萄牙海商集团的运气也真好！就在嘉靖政权彻彻底底把王直等等派系的中国海商势力，也就是所谓“中国倭寇”剿得干干净净之后，再在“中国倭寇”所铺下的对日贸易基础上，展开了近百年的“南蛮贸易”。因此，日本与葡萄牙的“南蛮贸易”，实质上就是王直倡议的中日贸易。但碍于对日海禁政策，只能允许“间接的”中转贸易，而不能允许“直接的”互市贸易。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明代中央集权的权威政治特徵。

〈注1〉 “中国倭寇”一词是引用戴裔煊的话。

五、结语
为要了解那个十六世纪中叶东亚第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双屿港的地理情况，笔者于2004年8月参加过南京召开的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后，特地去了宁波。从郭巨码头乘汽车轮渡“双屿号”到六横岛西北岸的沙岙码头，然后再到区公所所在地的峧头镇住宾馆。六横岛是舟山群岛中的第三大岛，位于舟山本岛的南方洋面上。从郭巨码头到沙岙码头约有4.2海里（约8.8公里），轮渡时间约一小时左右。天晴时从郭巨也能看到六横岛的影子。从郭巨过去，在船上能看到梅山岛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小海岛。沙岙码头修建得端庄美观，有公路通往全岛各地，在龙山下修造有龙山隧道，现在基本上全岛公路贯通无阻。
在这次考察旅行中，收集到一本蒋文波主编的《六横志》。根据该书介绍，明代双屿港旧址就在沙岙码头东北部，龙山乡一带的河浦区。现在区内有一龙山船厂。峧头镇街区的宾馆也上等级，海鲜也不差，居民朴素亲切。从宾馆窗户可看到七峰山山顶耸立的黄荆寺佛塔。黄荆寺初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历经多次兴衰，1978年复建后陆续扩建，现有庙宇四十一间，面积二千多平方米，宏伟壮观。登上山顶佛塔，瞭望四周，山海交映，一片宁静。
回想四百五十多年前，双屿港上“舟舶塞港”，黄人、白人、黑人“万人菌集”人群熙攘的热闹情景，该是多么令人激动！双屿港曾经一度给闽浙海民带来过小小幸福与希望。但因统治阶级欠缺正确指导思想，不能顺应世界潮流掌握时局，体恤民生，以致不到二十几年就被捣毁。私市问题本来可大可小，要是您亲自到苍茫海中的双屿港（六横岛）考察一下，肯定能有所体会。所以唐枢在嘉靖三十六年
（1557年）复胡宗宪的〈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书上明确指出“海溟浩荡自古不能常靖”，并列举东晋末年的孙恩；唐代的袁晁、裘甫；宋代的邵靖；元代的杨震龙、方国珍等等历代沿海的寇乱，基本上都是盘踞在舟山群岛一带的中国海寇的所作所为。暗示着嘉靖寇乱本质上也是历史性沿海海寇延续的社会问题。唐枢更指出：“天顺（1456-）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晏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也就是说：唐枢从现实社会的角度指出，从天顺以后，市舶司的权限大，勘合贸易卡得紧，但海商还能够私市，虽然海禁政策有名无实，沿海一带百多年来且保持平安无事，不起乱子，这就是“通商明验”的大道理。接着唐枢更彻底地点明，“开市”乙事不是为着王直一个人的事，而是国家已到了非开不可的关键时期！正当嘉靖倭寇问题闹得最严重的时期，唐枢高瞻远瞩从过去、当前与未来的各个角度，正确地掌握问题的根源，提出正确的方针，实在是难得的高见。但唐枢当时已被斥为民，对政策不能积极起作用。与唐枢有同样见解的大臣不是没有，只是不敢当着好弄君权草菅臣命的嘉靖皇帝面提呈上去。而要等到十年后嘉靖皇帝死了，涂泽民才敢于隆庆元年（1567年）迫不及待地向刚登基的隆庆皇帝提出废止海禁政策的建议。所以嘉靖大倭寇的真正根源应该在于嘉靖政权错误的海禁政策指导思想所导致的错误对外政策上。

双屿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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